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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结构性吸纳就业能力有所提高，承受失业的能力也有所上升。中央政府虽然可以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投资，但不能不受因此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约束。
（2）总需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就投资需求而言，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持续下滑，已显著低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平均速度（23%左右），2013年已跌至20%以下，2014年下滑势头更为明显，2015年这一下滑自然趋势仍将存在，一是制造业投资，由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缺乏创新驱动的好的投资机会，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条件下，市场动力难以提升，其增长率不会高于上年。因而，首先，随着通缩现象的发生，真实利率可能上升，为使真实利率保持合理水平，央行在货币政策上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以适应市场利率可能降低的变化，同时，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的能力和空间。那么，现在通胀压力是否发生了变化？从经济下行来看，就需求拉动而言，主要原因在于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一是投资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不仅投资需求（包括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房地产业投资等）增速持续放缓，而且投资主体缺乏活力，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融资渠道总体流畅，但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狭窄，在产能已严重过剩的条件下，即使有资金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而且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带动市场均衡价格位置下降，进而可能刺激需求，缓解需求萎缩的负面效应，因此即使GDP增速下降也只可能是较2014年略低，甚至可能保持与2014年相同的水平。另一种情况是，需求疲软产生的作用，或者说总需求萎缩所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成本下降形成的总供给扩张的作用，那么，通货膨胀率下降，低于2014年的2%，但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低于上年的7.4%，若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负增长，失业率上升甚至超出自然失业率警戒水平，这是一种恶性的宏观经济运行结构，这种通货紧缩现象是恶性的。
（4）宏观经济供求失衡的新变化与通缩发生的可能性。4．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2014回顾2015展望研究报告》（内部讨论稿）。限制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禁止金融机构自营衍生品交易。
融资融券给原本就急功近利的中国股市文化又提供了激素。一、金融在创新风险 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服务业，是为实体经济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代理人，其职责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提供服务的，在整个经济循环系统之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实体经济的仆人。我想换个角度，试图分析一下我们当下轰轰烈烈的金融无序发展与创新和实体经济有关吗？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有益还是有害？ 二、金融在妨害实体经济 金融是近代以来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也是实体经济须臾不可离开的供血系统。为中小型工业企业提供利息补贴。
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正确的价值导向。当然，这种服务可以是直接服务，也可以是间接服务。
因此，首先应该将资源优化配置给实体经济，保证其占有的资源与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匹配。对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高端制造业进行税收补贴，为制造业减负增效。如果政策错误，不但无法实现国家战略，还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另外，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是融资杠杆炒股，一旦市场反转，如前所说融资者就可能倾家荡产，以往相对平静的熊市可能不会再现，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不容忽视。
但问题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场所，市场客观需要投机但不能过度，更不应该使用杠杆刺激投机把市场变为赌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适度的规模，要讲究规模经济。一方面政策的目标、利益方向要和国家战略一致、明确。库兹涅茨所指出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源配置优化的趋向，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时应该自觉追求的最佳目标。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表明了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金融投资收益与实业投资收益倒挂，颠覆了实业净资产收益率两、三倍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基本规律，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亟待纠正的严重问题。
二是缺乏坚定的战略贯彻意志和清晰的贯彻路径把握，制订政策时没有注重对其作用力方向的评估，执行政策时对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锐，调整纠正不坚决。政策选择正确，可以引导我们实现国家战略。
人们一般都认为金融衍生品是风险管理的工具，其实并非如此。这些数据已经说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尤为严重。二、新自由主义对中国股市的误导 回想多年来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引进效仿了一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想明白的东西。虽然服务业的占比随着经济的发展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如不及时纠正，中国经济的前景堪忧。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产品，包括物流、研发、信息、营销、中介、售后服务、金融保险及贸易相关服务等。
我们的政策何去何从？能否支持、保障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已十分关键，成败与否将系于政策一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盲目现象？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哲学的自觉与定力，不知不觉地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
当然，他们也有为了疯狂逐利而自我毁灭的自由，但不幸的是整个世界却得为他们缴陪葬税。但是，遗憾的是在政策层面鲜有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和传导路径、环节、过程进行评估反思。
二、支持中国制造的政策取向 (一)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制造2025应当是中国经济的主题、主旋律，其他产业和行业都应该像古典音乐变奏曲式中的各个段落那样，无论怎样变调、装饰，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都紧紧围绕主题。华为之所以能够成为驰骋全球的电讯器材制造商之翘楚，与任正非锲而不舍的研发投入精神是分不开的。
一个优秀的民族，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哲学思辨传统的伟大民族，应该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哲学反思批判精神。相对于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来说，融资融券业务还算简单。以上种种金融创新的理由从表面来看都十分充分。国家战略系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关系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安全，亦是关系全体人民福祉安危的国之根本。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轨道的恶果。事实将证明，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是捂不住的，有场内就一定会有场外，在逐利恶魔冲击下，不要指望理性，不要指望量的控制和度的把握。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反对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复杂化，坚决纠正金融自我服务、空转循环、抢夺实体经济资源的扭曲现象。衍生品发行和交易不同于金融现货市场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不给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帮助，是独立于融资服务之外的另一系统，纯属经济体外另轨循环。
但是市场主体却天生具有逐利冲动，这种逐利冲动虽天经地义，却缺乏理性，缺乏方向自觉，利润就是一切，虽饮鸩止渴，也无怨无悔。大家知道，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冷清时你鼓励也没用，可当市场热闹时恐怕问题又变成了如何抑制投机，而不是刺激投机了。
其次，制订政策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目的何在？不要听信任何理由干扰主题，所有的改革出发点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战略主题。一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在制订政策时自觉与之划清界限，以免被误导贻害。我们应该改变互联网主要在贸易流通领域发力的不均衡、难持续的状态，我们应该防止炒作互联网概念，制造互联网泡沫的现象，把互联网结结实实地加在中国制造之上。
除少数外贸企业试图通过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冲外汇风险之外(全球外汇市场每天超过5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中的98%和实体经济中的外汇需求即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没有关系的。老百姓蜂拥开户，客户保证金余额倍增，我们的融资融券也开始扮演起一个重要角色，余额从2013年初的1000亿元左右迅猛增加到2015年5月的2万亿元(几乎全是融资)，沪深两市单日交易最高金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中国股市单日成交金额已经是美国单日最高成交纪录的3.3倍多。
这就是我们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根本不同。中国制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军将长期沦为游击兵团，无法承担为中国制造攻城拔寨的攻坚重任。
政策选择错误，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轻则就会发生漂移而偏离国家战略，重则还会与国家战略相左。德国之所以能够生产出广受欢迎的质量高、价格贵的产品，除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德国工程师对完美的追求之外，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德国拥有一套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工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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